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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讀書無用論”的悲哀

張 穗 強

  這些年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迅猛,大學招生人數年年激增,高考競爭日趨白熱化,然而這個時候大陸竟然出現了“新讀者無用論”思潮,自然引起社會極大關注。事緣四川省一位父親不讓已考上大學的女兒就讀,還公開發表“不供女兒上大學”的言論,引來社會大嘩。這位父親為什麼不供女兒上大學,他的理據是“供女兒上大學是一項失敗投資”,此話一出,竟然引來大批網民的認同。內地有關媒體作的調查顯示,在一萬多個回應及評論此事的網民中,有7成支持這位四川父親的決定。在中國教育事業高度發展的今天,“讀書無用論”的再度抬頭,很令人震驚,很值得研究,這一怪現象凸顯了當今中國高等教育的種種弊端,也凸顯了今日中國民眾不正常的心態和扭曲的價值觀。

讀書無用思潮 形成原因复雜

 眾所周知,讀書無用論並不是甚麼新思潮,它起源於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。在那個人妖顛倒,是非不分的年代中,知識確實發揮不了作用,還會“知識越多越反動”。而知識份子成為“臭老九”,也導致“讀書無用論”大行其道。那時“工農兵登上歷史舞台”,教師下放“五.七干校”,學生上山下鄉,大學全部停辦,高等教育自然成為重災區。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,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雖告一段落,但由於大學復辦後要“政治掛帥”,“工農兵學員”還是校園主人,“讀書無用論”仍盛行了一段時間,“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”曾是當時一句名言,相信人們會記憶猶新。
  然而今天形勢不同了,中國無論大學數目、辦學條件、招生人數、教師待遇都發生很大變化,為甚麼還會有人阻止自己子女讀大學,還鼓吹“新讀書無用論”呢?個中原因就十分複雜了,包括大學招收的人數過多,超出社會需求,出現嚴峻的“畢業等於失業”;同時,也由於每年畢業的大學生人數太多,令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收入和社會地位下降,不少地方大學生的工資水平低於中專生、職校生,甚至低於學歷不高的農民工。正由於上述情況日益普遍,越來越多民眾和家長對高等教育開始失望,開始滋長“知識改變不了命運”的思想。事實上,如今大學生的高學歷確實得不到社會應有尊重,人們都崇尚權貴,認為只有金錢和權力才能改變人的命運。也正是今日這種這些不正常的社會生態下,才有人不讓自己子女入讀大學,才出現不正常的“新知識無用論”思潮。

高等教育發展 誤歷史歧途

  “新知識無用論”思潮在21世紀的中國出視,令人慨嘆,法人深思。今日的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,“神11”上天,航母下海,科技一日千里,國家投入大量資源發展高等教育。今日中國的高等院校,不論校園規模、圖書資料、科研設備、教學手段都可同世界的一流國家相比。看看今日的華夏大地,“大學城”象開發區、工業園一樣遍地開花;大學教師的工資待遇可與政府媲美;大學生、研究生的宿舍可與賓館相比;大學禮堂比社會的劇場還豪華………。很多人都不解,“新知識無用論”產生的土壤在哪裡,根源在何方?唯一的解釋只能是,在很多民眾的心目中,今日的高等教育已經變質,導致民眾對高校產生越來越多的不滿,越來越多的失望。
  上世紀八十年代,筆者曾任教于廣州的高等院校,對內地的高等教育有一定認識,深感那時的大學與今天相比差別很大。那時高校的辦學條件雖不如現在,教師的收入水平也不高,但大學生的求知慾很強,對知識充滿渴望,對未來充滿信心。那時的大學教師有很強的使命感,教師們很熱愛自己的學生,千方百計為學生備好課,上好課,關心他們的成長和出路,“教書育人”是當時大學校園一句很流行的口號。而沒機會上大學的人都走“自學成才”之路。那時一到夜晚,廣州的中小學成為各類“電大”、“業大”、“職大”等成人教育的課堂。筆者當年夜間也曾去為那些白天工作,晚間進修的學子們授課,親眼目睹未能入讀正規大學的一代知青對知識如飢似渴,對學習爭分多秒的情景,至今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反觀今日的大學,無論文科還是理科,無論“博導”還是教授,都熱衷于搞項目,爭經費,拉贊助;資深學者考慮是自己能否招到研究生,能否拿到經費撥款,對學生的知識結構、專業價值、就業出路則很少關心。不少大學生一入校就無心就讀,想得是怎樣兼職賺錢,畢業怎樣找到好的工作;一些女大學生甚至入學不久便走上“傍大款”之路。嚴峻的現實表明,在今日權錢至上,利慾橫流的社會氛圍下,中國的高等教育正一步步走入誤區,“新讀書無用論”的出現,正是一些人對高校現況的無奈渲泄,實在值得人們深思。

 教育政策失敗 值得深刻反省

  作為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上山下鄉的一代知青,都不會忘記自己回城後的一段歲月。在那個信息封閉知識貧乏的年代圖書館成人們追求知識,尋找真理的最佳地方,圖書館的燈光成就了多少年青人的學業夢、理想夢。筆者清楚記得,那時的“新華書店”天天都人頭湧湧,讀者全是年輕人和在校學生,一本新書問世馬上就會引發排隊潮、搶購潮。再看今天大陸的圖書館,裝修富麗堂皇,但人丁稀少;書店內的書籍倒是琳瑯滿目,但仔細一看那些“暢銷專櫃”,就不難感受今日年輕一代的精神面貌。中國的圖書品種、印刷數量早已全球第一,但中國的人均年書籍閱讀量,今天居然排列世界之末,落後于泰國、越南、菲律賓等國。可見“新知識無用論”並非突如其來,有深刻的社會根源。
  “新知識無用論”的出現令人悲哀,值得反省。在中國對外開放40年後的今天,“新知識無用論”正對人們敲響警鐘,對今日教育政策、新聞政策、出版政策、文化政策發出宣戰。經濟大國為何不能成為文化強國,很值得大家深思。中國的高校數量、大學生數量、博士數量、教授數量早已世界第一,為甚麼卻會出現“新讀書無用論”?廣大民眾對今日大學,今日教師,今日大學生的看法,難到不值得我們深思嗎?建國60多年了,中國知識份子走過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。前30年走的是“與工農相結合”道路,後30年走的是“與權錢相結合”道路,兩條路都走得很累,很痛苦,苦了自己,也苦了後代,這正是“新讀書無用論”今天出現的根本原因。

作者是香港澳專欄作家社會文化研究學者)